如果我们当时在唐山围殴女孩现场，该做些什么敢不敢站出来？
对于最近的“唐山围殴女孩”事件，昨天涛哥俺写了篇文章《对“唐山围殴女孩”事件的8个疑问》，提出了8个疑问质问，其中有一条是“现场十几个男人却为何没有一个站出来劝阻？”
该文在头条发布后阅读量很快破六万，有不少读者对这条疑问做出了回答，总的意思是不敢站出来劝阻，要么怕被打要么怕承担责任。
用燕京书评今天文章里的话，即“见义勇为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和巨大的成本，极有可能现场流血，事后流泪。”
这当然是问题，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我们法律应当更多地保障见义勇为、正当防卫，不能让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。
但即使如此，我们也得承认现场那些围观男人的确冷血麻木，得承认我们很多人的确麻木不仁冷漠无情。
这是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缺点，而这并非完全怪“南京彭宇案”，1933年鲁迅在《经验》中就写道：“在中国，尤其是在都市里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，或翻车摔伤的人，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，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。”
这也正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，因为鲁迅受“幻灯片事件”刺激而意识到“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。”
鲁迅的后半生便旨在改变国民的精神，树人“立人”，使人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。
我们今天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了吗？我们还是不是冷漠麻木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吗？
我们得承认，我们现在很多人（不敢说多数人）还是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，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，是有碍社会进步的，是需要直面和改进的。
可能会有读者问，涛哥你如果当时在唐山那现场，你会站出来劝阻吗？
我大概率可能也不会站出来，但第一我如果没有站出来，我会承认并谴责自己是懦夫而不会将责任推给外界，第二我会尽可能地采取报警等方式。
就像那个报警的女孩在简单取证后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偷偷报了警，我想这个至少是现场的人可以做的吧，为什么现场其他人尤其是那些男人连个报警都不报？
他们是不是冷漠？难道连谴责下他们的冷漠都不可以了吗？
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外界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都能在自己身上克复时代。
像鲁迅所言“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……有一分光发一分热”，“不必等待炬火,若此后竟没有炬火,我便是唯一的光”。
回到“唐山围殴女孩”事件，如果我们在现场该怎么做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好好思考的。
我们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首先可以自己勇敢地站出来，如果不敢可以说服其他路人一起站出来，如果还不敢或不能可以找些合适工具帮被打者挡挡或喊喊“警察来了”，再不行的话至少还可以偷偷报警吧。
不在现场的我们该做些什么？首先可以而且应该愤怒吧，像罗翔老师昨天文章《没有愤怒，就没有正义》所言：“如果对于邪恶只有冷漠，而没有愤怒，那么正义也就是失去了感性的基础。”
如果我们对此事连基本的愤怒都没有，那我们就真的太冷漠麻木，太不配为人了，因为此事本身非常恶劣，也其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安全。
其次，我们可以谴责暴力行为，像我一样为受害者发声，引发舆论关注，如有可能像一些网民一样找出这些凶手的劣迹，让这些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让此类悲剧避免再发生。
而不是像一些媒体一样“客观”，或像一些网民一样为凶手辩护甚至谴责侮辱被受害者，或者貌似深刻地感叹国民的冷漠改变不了，甚至嘲讽谴责冷漠者说“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最勇敢”。
问题不会主动解决的，社会正义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捍卫，社会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各尽所能共同推动，而非作壁上观袖手旁观。
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行为准则，我们做事不应看它结果如何，而应该主要是因为做这件事是对的是应该的，即不顾厉害而看是非。
就像南京胖哥见义勇为虽然之后身心交瘁，但他依然不后悔，他曾讲道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从苏州来到南京，让他的女儿对着ICU鞠了三个躬，然后带着女儿回去了。
他因此说：“这位父亲的做法，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，就哪怕死掉了我都觉得是值得的。”
所以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责任，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，而非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外界。
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鲁迅倡导的“立人”（当然制度、政策等外在机制的保障也非常重要甚至某个时候可能更重要），我们每个人首先要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。
就像张3丰对此事的评论所言：“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并不是‘没有男人’，而是‘没有人’”。
先做个人吧，做个真正的人吧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且都能做的。
如对于我而言，至少我可以写文章来发声，虽然我写文章也面临很大压力，但就像我昨天对一个朋友所言：“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就足矣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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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最近的“唐山围殴女孩”事件，昨天涛哥俺写了篇文章《对“唐山围殴女孩”事件的8个疑问》，提出了8个疑问质问，其中有一条是“现场十几个男人却为何没有一个站出来劝阻？”
该文在头条发布后阅读量很快破六万，有不少读者对这条疑问做出了回答，总的意思是不敢站出来劝阻，要么怕被打要么怕承担责任。
用燕京书评今天文章里的话，即“见义勇为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和巨大的成本，极有可能现场流血，事后流泪。”
这当然是问题，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我们法律应当更多地保障见义勇为、正当防卫，不能让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。
但即使如此，我们也得承认现场那些围观男人的确冷血麻木，得承认我们很多人的确麻木不仁冷漠无情。
这是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缺点，而这并非完全怪“南京彭宇案”，1933年鲁迅在《经验》中就写道：“在中国，尤其是在都市里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，或翻车摔伤的人，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，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。”
这也正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，因为鲁迅受“幻灯片事件”刺激而意识到“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。”
鲁迅的后半生便旨在改变国民的精神，树人“立人”，使人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。
我们今天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了吗？我们还是不是冷漠麻木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吗？
我们得承认，我们现在很多人（不敢说多数人）还是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，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，是有碍社会进步的，是需要直面和改进的。
可能会有读者问，涛哥你如果当时在唐山那现场，你会站出来劝阻吗？
我大概率可能也不会站出来，但第一我如果没有站出来，我会承认并谴责自己是懦夫而不会将责任推给外界，第二我会尽可能地采取报警等方式。
就像那个报警的女孩在简单取证后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偷偷报了警，我想这个至少是现场的人可以做的吧，为什么现场其他人尤其是那些男人连个报警都不报？
他们是不是冷漠？难道连谴责下他们的冷漠都不可以了吗？
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外界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都能在自己身上克复时代。
像鲁迅所言“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……有一分光发一分热”，“不必等待炬火,若此后竟没有炬火,我便是唯一的光”。
回到“唐山围殴女孩”事件，如果我们在现场该怎么做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好好思考的。
我们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首先可以自己勇敢地站出来，如果不敢可以说服其他路人一起站出来，如果还不敢或不能可以找些合适工具帮被打者挡挡或喊喊“警察来了”，再不行的话至少还可以偷偷报警吧。
不在现场的我们该做些什么？首先可以而且应该愤怒吧，像罗翔老师昨天文章《没有愤怒，就没有正义》所言：“如果对于邪恶只有冷漠，而没有愤怒，那么正义也就是失去了感性的基础。”
如果我们对此事连基本的愤怒都没有，那我们就真的太冷漠麻木，太不配为人了，因为此事本身非常恶劣，也其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安全。
其次，我们可以谴责暴力行为，像我一样为受害者发声，引发舆论关注，如有可能像一些网民一样找出这些凶手的劣迹，让这些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让此类悲剧避免再发生。
而不是像一些媒体一样“客观”，或像一些网民一样为凶手辩护甚至谴责侮辱被受害者，或者貌似深刻地感叹国民的冷漠改变不了，甚至嘲讽谴责冷漠者说“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最勇敢”。
问题不会主动解决的，社会正义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捍卫，社会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各尽所能共同推动，而非作壁上观袖手旁观。
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行为准则，我们做事不应看它结果如何，而应该主要是因为做这件事是对的是应该的，即不顾厉害而看是非。
就像南京胖哥见义勇为虽然之后身心交瘁，但他依然不后悔，他曾讲道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从苏州来到南京，让他的女儿对着ICU鞠了三个躬，然后带着女儿回去了。
他因此说：“这位父亲的做法，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，就哪怕死掉了我都觉得是值得的。”
所以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责任，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，而非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外界。
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鲁迅倡导的“立人”（当然制度、政策等外在机制的保障也非常重要甚至某个时候可能更重要），我们每个人首先要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。
就像张3丰对此事的评论所言：“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并不是‘没有男人’，而是‘没有人’”。
先做个人吧，做个真正的人吧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且都能做的。
如对于我而言，至少我可以写文章来发声，虽然我写文章也面临很大压力，但就像我昨天对一个朋友所言：“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就足矣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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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当然是问题，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我们法律应当更多地保障见义勇为、正当防卫，不能让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。
但即使如此，我们也得承认现场那些围观男人的确冷血麻木，得承认我们很多人的确麻木不仁冷漠无情。
这是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缺点，而这并非完全怪“南京彭宇案”，1933年鲁迅在《经验》中就写道：“在中国，尤其是在都市里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，或翻车摔伤的人，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，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。”
这也正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，因为鲁迅受“幻灯片事件”刺激而意识到“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。”
鲁迅的后半生便旨在改变国民的精神，树人“立人”，使人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。
我们今天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了吗？我们还是不是冷漠麻木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吗？
我们得承认，我们现在很多人（不敢说多数人）还是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”，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，是有碍社会进步的，是需要直面和改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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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那个报警的女孩在简单取证后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偷偷报了警，我想这个至少是现场的人可以做的吧，为什么现场其他人尤其是那些男人连个报警都不报？
他们是不是冷漠？难道连谴责下他们的冷漠都不可以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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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行为准则，我们做事不应看它结果如何，而应该主要是因为做这件事是对的是应该的，即不顾厉害而看是非。
就像南京胖哥见义勇为虽然之后身心交瘁，但他依然不后悔，他曾讲道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从苏州来到南京，让他的女儿对着ICU鞠了三个躬，然后带着女儿回去了。
他因此说：“这位父亲的做法，让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，就哪怕死掉了我都觉得是值得的。”
所以，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责任，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，而非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外界。
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鲁迅倡导的“立人”（当然制度、政策等外在机制的保障也非常重要甚至某个时候可能更重要），我们每个人首先要成为精神自觉人格健全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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